欧盟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之一，长期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其立场源于欧洲思想传统中贸易与和平的关系。二战后，欧盟商贸政策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认为市场开放对繁荣、民主与和平至关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面对单边保护主义行为和国际经济秩序挑战，欧盟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推动超级全球化。然而，21世纪第二个十年，欧盟内外环境变化，贸易政策从多边自由贸易转向“开放性战略自主”。这一政策转向体现了欧盟应对全球化新挑战的战略思考，标志着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本文分析欧盟贸易政策转向的表现、动因及制约因素，强调中国作为欧盟重要贸易伙伴，理解欧盟政策转向对中欧关系和中国战略空间拓展的重要性。

一、 欧盟贸易政策的传统范式：多边主义的自由贸易

欧盟贸易政策的传统范式基于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强调国际开放性作为其基本制度支柱。多边主义在欧盟中被视为实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欧洲利益和驾驭势力均衡的手段。欧盟利用其市场性权力，通过多边主义推广其规则和标准。二战后，欧盟贸易政策从“嵌入式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强调内部市场的完全自由流动和市场准入机制作为全球贸易调控工具。1996年的“市场准入战略”和后续的“有管理的全球化”及“全球欧洲”战略，体现了欧盟贸易政策向全球化、自由化方向的战略转型。金融危机后，欧盟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框架，同时更加强调互惠原则的重要性，并在危机背景下对贸易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

二、 “开放性战略自主”背景下欧盟贸易政策的地缘经济转向

进入21世纪后，欧盟面临内部结构性变革和国际体系转型的挑战，重新兴起了关于“战略自主”的政策辩论。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其角色定位存在内在张力和不协调性，而“战略自主”概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使其成为政策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202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开放、可持续、坚定自信的贸易政策》报告，将“开放性战略自主”确立为贸易政策的核心指导原则，强调欧盟应具备自主决策能力，通过全球治理塑造符合其战略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这一概念框架包含“开放”、“可持续性”和“坚定自信”三个维度，旨在维护全球互联互通、应对全球性挑战，并防范不公平贸易行为。

然而，随着“战略自主”概念向经济领域扩展，政策争议也随之产生。批评者担忧，过度强调战略自主可能导致欧盟转向内向化发展，与多边开放贸易体系渐行渐远。欧盟推行的“开放性战略自主”贸易政策框架，旨在在保持开放型经济体系与强化战略自主性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战略自主性的强化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色彩，并在客观上对传统自由贸易原则形成了一定限制。

在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发生结构性变革的背景下，欧盟采取的一系列增强战略自主性的政策措施，已逐渐演变为其追求和捍卫地缘经济利益、服务更高层次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这种从传统自由主义向利用经济工具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转变，在学术研究中被界定为欧盟的“地缘经济转向”或“地缘经济革命”。

欧盟贸易政策地缘经济转向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政策日益安全化，欧盟将国家安全考量系统地融入其经济政策框架，并通过创新性制度设计快速构建了一系列地缘经济竞争工具，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挑战；二是贸易政策日益单边化，欧盟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扩展其贸易防御工具箱，以维护其经济安全和推广其价值观。这些政策举措标志着欧盟已构建起一套系统性的地缘经济政策框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与安全环境。

三、 欧盟贸易政策地缘经济转向的动因

自21世纪以来，美国对华竞争导致国际体系两极化，对欧盟构成系统性压力，迫使其调整贸易政策。新冠疫情和欧洲内部政治生态变化进一步推动了欧盟贸易政策的地缘经济转向。欧盟面临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战略危机，需降低对关键材料和技术的依赖，通过供应链重置和多元化增强战略自主性。中美竞争对欧盟经济自主性构成威胁，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强调健康、经济、安全、数字和气候领域的自主性建设是构建战略欧洲的核心议程。全球化导致的复杂经济相互依存关系限制了欧洲的战略行动自由，美国利用不对称控制和制裁能力推进地缘政治利益，欧洲企业因美国对第三方实施经济制裁而遭受的二级制裁凸显了欧洲经济的脆弱性。欧盟需采取地缘经济措施应对全球力量竞争带来的挑战。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制度性失效，WTO体系承受地缘政治压力，多边贸易规则被部分国家策略性边缘化。美国对华贸易摩擦重构了中美经济关系，对第三方经济体特别是欧盟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削弱了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对欧盟施压实施域外制裁，摧毁了欧盟视为其有效多边主义的重要成果。新冠疫情暴露了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显示了不对称经济相互依存可能引起的政治冲突。俄乌冲突进一步暴露了欧洲在能源安全领域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这些全球危机在欧盟内部产生了三重影响：深化了对战略自主性缺失的认知，加剧了对经济脆弱性的担忧，为快速推进政策制度变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欧盟贸易政策的转向与其历史发展轨迹和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显著张力，但其在短期内迅速实施系列地缘经济措施的能力，实质上反映了其内部政治生态的深刻变革。外部体系压力的传导机制促使欧盟成员国认识到贸易政策改革的必要性，而内部政治结构的变迁则为这种改革提供了制度性基础。欧盟委员会权力的扩大、英国脱欧等事件对欧盟贸易政策的转向发挥了作用。

四、 欧盟贸易政策地缘经济转向的制约因素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促使欧盟贸易政策向地缘经济转向，但欧盟地缘经济影响力与其实际行使地缘经济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差距。欧盟自身的结构性脆弱性制约了其单边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可能削弱其地缘经济投射能力。中欧紧密的经济联系限制了欧盟地缘经济政策的发挥，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市场行为实施单边主义贸易政策，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限制了欧盟贸易政策的灵活性与自主性。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在“去风险化”策略的具体实施上存在显著分歧，弱化了欧盟地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与一致性。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调整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对欧盟贸易政策的转向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欧盟倾向于避免在美中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更希望与美国就涉华共同关切问题展开合作，同时深化与中国的商业联系。欧盟贸易政策的转向受到其内部法律框架的约束，歧视性做法与其法律框架中传统的非歧视性原则存在显著冲突，政策目标之间往往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要求欧盟在经济、技术、环境及安全领域进行全面协调与统筹。欧盟贸易政策转向中的自主性与其长期致力于开放、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承诺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这种“权力政治”的“再现”可能与指导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开放市场及市场效率原则产生摩擦。

五、 结语

欧盟贸易政策传统上独立于外交和安全政策，以技术专家治国和自由贸易为导向。2010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回归和地缘经济兴起导致欧盟贸易政策地缘经济化，以维护经济安全和韧性。在“开放性战略自主”理念下，欧盟加速构建单边贸易防御工具，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但国际体系压力和内部法律框架限制了政策效果。战略自主与开放经济存在张力，欧盟需避免保护主义。中国作为贸易伙伴，应认识到欧盟政策转向带来的不确定性，深化改革开放，拓展合作，构建深度利益交融的经贸关系，以应对潜在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