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教育部增设“区域国别学”专业，标志着该学科在中国的兴起。日本的“地域研究”主要依托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治维新后，最初服务于殖民扩张。战后，日本区域国别研究在西方范式与本土传统间重建，多所大学设立研究机构以应对冷战时期的区域战略需求。东京大学中国学作为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典型，其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具有示范意义，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一、 东京大学中国学的起源（1936—1949年）

东京大学中国学的起源可追溯至1936至1949年，依托东洋文化研究所展开。该研究所在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思潮推动下，构建起服务殖民扩张的研究体系。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东京帝国大学筹建东洋文化研究所，1941年正式成立，旨在开展与东方文化相关的综合研究，成为日本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典范。研究所的研究分为系统性资料研究和深入田野调查两大方向，藏有丰富的中文文献，学者们赴亚洲各地开展广泛调研。初期设三大部门，成员来自多个学科，核心议题围绕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创始所长桑田芳藏及两位中国研究专家仁井田陞和植田捷雄，分别侧重中国农村体制调查和外交史理论分析。研究所成为日本对华研究的学术机构，综合研究形塑了以综合研究为导向的学术范式，构成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开端。通过梳理相关学术活动与成果，该所初期185项成果中85项涉及中国，涵盖多个研究领域。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兼具学术与政治双重导向，为日本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与智力支持，培养精通中国事务的专门人才，服务对外殖民扩张与东亚政策制定。研究主题以中国为中心，涵盖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个层面，核心议题仍以对华认知研究为主。研究方法体现文献与实证并重的学术取向，系统整理文献，同时重视田野实证研究。总体来看，东洋文化研究所创办初期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对外策略需求，开展针对性的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发挥了国家战略智库的作用。

二、 东京大学中国学的发展（1949—2010年）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体制的重组和冷战格局的确立推动了区域国别学的体系化进程，东京大学中国学的发展反映了这一变化。东洋文化研究所在战后转型，增设多个学术部门，研究方向转向宗教、文化与人类学领域，研究方法由田野调查和实证取向转变为文献考据和思想阐释。东京大学在1949年成立了日本首个独立教养学部，开启国际关系论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中国国别研究为核心，拓展至亚洲其他地区及西方区域国别研究，构建跨学科、国际性和先进性的课程体系。20世纪70年代，东京大学中国研究进入鼎盛时期，研究扩展至对华经济援助与经贸合作，关注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与多边合作模式。1983年，东京大学设立综合文化研究科，推动区域国别学的系统化与专业化发展，强调学际性和国际性，培养复合型人才。面对冷战结束后全球格局的变革，综合文化研究科于2011年进行重大调整与重组，强化综合研究的核心理念。东京大学区域国别学构建了“本科前期课程—本科后期课程—研究生教育”三阶递进式课程体系，从基础通识到战略思维培养的渐进式提升，形成逻辑严密的架构。东京大学在区域国别学教育中呈现出“博雅教育”与“战略导向”交织融合的特征，通过设置主题研讨式课程，引导学生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深化跨文化理解，培育开放包容的学术视野，塑造独立思考与价值判断能力。东京大学中国学高度重视对学生“战略意识”的引导，课程体系以大国战略与热点区域问题为核心议题，强调对区域间结构性关联与共性逻辑的系统分析，促进学生形成兼具宏观视野与分析能力的战略性思维框架。

三、 全球化转型下的机构整合与范式转换（2010—2025年）

21世纪全球秩序多元化与多极化背景下，东京大学中国研究范式经历结构性转型。2010年，东京大学成立全球地域研究机构（IAGS），构建“中国学”学术信息平台，实现跨区域联动研究。IAGS聚合9个研究中心，依托160余名学者，成为日本最大的全球性研究基地。其中国研究特征包括：1）美洲-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聚焦中美战略对峙，从全球治理视角系统研究中国议题；2）德国-欧洲研究中心立足历史认知与战后和解视角开展中国研究；3）中东研究中心关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下中国在中东的援助建设与区域合作。IAGS研究方法由传统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拓展，分析框架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取向由区域本位向全球视野转向。

东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另一特点是通过多元学术实践互动，构建立体化知识生产与传播模式。"中国学"学术信息平台联合国内外高校，形成国际性、多语种、多学科平台机制。平台涵盖多国大学研究者共67人，近五年出版专著14部，发表论文多篇。研究内容聚焦中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关系、中国经济政策区域联动、社会变迁与文化互动等。东京大学依托国际化学术平台与跨学科知识生产机制，有效助推学术成果国际化传播与学术话语权建构，凸显该学科在当代全球学术治理及国际话语秩序塑造中的战略价值。

四、 东京大学中国学的经验与局限

东京大学中国学的发展具有实证研究传统和系统化研究体系的优势，但也存在对西方理论依赖和学术自主性不足的局限。其经验包括重视实证研究方法、构建递进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多维协同的国际合作研究机制。局限在于偏重区域竞争与战略对抗导向、忽视系统性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缺乏人文关怀的宏阔视野。东京大学中国学的发展为中国区域国别学提供了方法论创新、课程体系构建和国际学术话语塑造的借鉴，但也需警惕过度依赖西方学术体系和受制于国际政治关系的结构性约束。

五、 结语

日本区域国别研究受国家战略和国际结构影响，中国区域国别学需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国情的知识体系。中国应从战略导向、话语建构和文明互鉴三个层面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和平发展、全球公平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研究群体，发展原创性研究。中国区域国别学以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学术支撑，推动中国范式的国际共识和价值共振，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知识贡献和话语引领力。中国区域国别学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文明观，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以中国文明理念引领中外交流，构建体现人文关怀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学术体系，突破西方学术范式，建构根植本土文明传统、彰显中国智慧的知识体系与学理框架，向国际社会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中国区域国别学应立足全球治理、文明互鉴和民族复兴的战略维度，坚守学术自主性与人文价值底色，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世界意义与价值感召力的学理框架，推动构建兼具战略远见与人文关怀的知识体系与学术共同体，持续强化学术原创性，增强战略引领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服务国家战略与推动人类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