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介绍了南南合作的历史背景、21世纪的复兴以及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南南合作起源于万隆会议，20世纪80年代后陷入沉寂，21世纪初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推动南南合作复兴，如中非合作论坛、新开发银行等。现有研究从权力竞争、功能主义合作等视角分析南南合作演进，但存在表象性偏见，忽视了南南合作的实践本质。国际关系实践理论有助于揭示南南合作的动态本质。本文将从实践转向与南南合作结合、实践视角下的南南合作对中国启示等方面展开研究。

一、 南南合作的历史演进与复兴：既有解释

南南合作的历史演进与复兴在21世纪受到多角度分析，包括权力竞争、功能主义合作和建构主义视角，但这些分析缺乏对合作演进和实践的动态理解。权力竞争观点认为南南合作是南方国家追求权力的手段，新兴国家通过提供替代性发展范式与西方国家争夺影响力。功能主义合作强调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通过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分享发展经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南南合作基于比较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建构主义视角将南南合作视为集体身份建构与规范重塑的过程，南方国家基于共同历史经历形成身份认同。国际实践理论强调行动者的行动由日常实践塑造，而非单纯的利益权衡或规范思考，提供了理解南南合作的新视角。实践理论在国际关系安全领域和全球治理研究中取得进展，对南南合作具有显著优势，有助于理解合作的背景知识和核心实践。

二、 国际实践视角下南南合作的演进

从国际实践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南南合作的演进。实践被定义为具有社会意义的适当绩效行动，依赖于背景知识，并将话语和物质世界结合在一起。南南合作被视为在特定实践场域内，由背景知识驱动，并通过主导实践和话语实践共同推动的演进。

南南合作的实践场域起源于万隆会议，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和十项原则，亚非国家达成了经济合作的共识。不结盟运动和G77推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将技术合作确定为南南合作的主要内容。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南南合作的影响力下降。21世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南南合作复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标志性成果，推动了南南合作的机制化和多边化。

背景知识分为表象知识和背景知识，后者是实践者在经验性活动中习得的隐性知识。南南合作的演进源于南方国家共享的历史经历和情感结构，以及务实的、问题导向的实践知识。背景知识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如中国与非洲农业合作的演变。

南南合作的主导实践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包括创新发展融资方式、促进知识分享和基础设施建设实践。金砖国家建立了新开发银行等多边融资机构，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体系的融资选择。南方国家建立了知识分享平台，如印度的“数字赋能”和“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南南合作的特色实践，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话语实践在南南合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核心话语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和“不干涉内政”贯穿南南合作发展历程，凝聚了力量。南方国家致力于将南方的发展知识和规范话语推上更大的舞台，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合作规范形成竞争关系。南南合作的演进是在特定实践场域中，由实践者共享的背景知识驱动的，其背景知识由南方国家共同的殖民经历、相似的发展历程和地方性的发展经验构成。同时，南南合作在主导性实践与话语实践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实现，是一个不断修正和强化的“进行时”。

三、 实践视角下的南南合作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

探讨了南南合作在国际实践理论视角下对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知识，而全球南方的崛起要求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与理论进行革新。国际实践理论提供了批判和反思西方发展理论和模式的视角，强调特定地方的、情境性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是国际发展知识和理论的重要来源。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实践视角启发我们进一步释放中国发展知识活力，有意识地、在持续的实践中创新产出国际发展知识，将被西方忽视的非西方国家发展知识和经验推上"前台"，助力构建我国自主发展知识体系，并推动全球发展知识体系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包容转型。具体包括:1. 深入挖掘中国地方性知识，推动国际发展知识多元发展；2. 反思西方"知识输出"，转向"知识共同生产"；3. 注重在实践中传播中国知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扎根实践是我国构建自主传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方式。

四、 结语

运用国际实践理论分析南南合作的历史发展，强调南方国家共同背景知识、物质性主导实践和话语实践在推动合作中的作用。文章旨在拓宽对南南合作的理解，补充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并反思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知识。同时，强调挖掘中国地方知识的重要性，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和理论。研究局限在于分析对象的局限性和对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忽视，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分析南南合作的多元维度和实践演进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变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