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介绍了2025年7月23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AI行动计划》及其配套行政命令，标志着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初步成型，与拜登政府相比有显著调整，背后驱动力之一是技术右翼崛起。技术右翼以科技—金融资本集团为核心，通过多种手段影响政策，但既有研究对其影响分析不足，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其对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影响限度。

二、 技术右翼的界定及其政策理念

技术右翼（Tech Right）是美国新兴的政治力量，由硅谷科技精英、风险投资家和技术创新者组成，融合自由意志主义乌托邦思想和保守主义价值观。2024年大选期间，其代表人物通过政治献金和舆论影响力助力特朗普重返白宫，随后深度参与政府决策，重塑科技政策方向。技术右翼是一个复合概念，从社会阶层看，其成员掌控大量科技资本，依赖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生产资料”；从意识形态看，融合自由意志主义、技术加速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视技术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接受不平等；从政治集团看，通过多种手段影响美国政治。其内部存在加速主义派、国家主义/国防科技派、新兴政治/民粹融合派和极端/技术法西斯派等不同派系，各派系影响力受多种因素影响。技术右翼的主要理念和政策主张包括技术加速主义与去监管化、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立”、亲资本与自由市场取向以及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扩张，这些主张与拜登政府存在明显分歧，促使技术右翼与特朗普结盟，影响其人工智能政策制定。

三、 技术右翼影响特朗普2.0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机制

技术右翼通过多种机制影响特朗普2.0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在人事任命方面，技术右翼将代表其利益的人员安置到政府关键职位，如迈克尔·克拉齐奥斯被任命为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等，这些人员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确保技术右翼的政策主张得以体现。同时，非正式顾问如马斯克和蒂尔也通过参与政策讨论和制定过程，为技术右翼提供额外的政策影响途径。

在资本渗透方面，技术右翼通过行业协会和商业联盟向政府施压，要求减少监管障碍和扩大技术出口。大型科技公司通过政治捐款和竞选资助换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倾斜和便利。此外，技术右翼还通过公私合作项目和政策试点，影响具体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应用与迭代。

在意识形态塑造和话语构建方面，技术右翼通过资助保守派智库，推动其发表支持自身政策立场的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同时，技术右翼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掌握舆论工具，扩大自身观点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此外，技术右翼还通过政治演说和符号操纵，将意识形态转化为通俗易通的政治口号和竞选语言。

在舆论动员与社会压力营造方面，技术右翼利用保守派媒体构建有利于其政策议程的叙事框架，通过新型社交平台扩散其主张，绕过传统媒体的审查机制。技术右翼还通过公众教育活动影响公众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认知，通过政治动员和抗议活动向政府施加社会压力，要求其采纳符合技术右翼利益的政策。

技术右翼的影响机制与传统利益集团存在明显差异，其影响更具“数字原生”和颠覆性特征，利用技术垄断、在线叙事和嵌入式权力，不仅追求经济回报，还旨在塑造美国政治体系，并将政策主张框定为“文化战争”和国际地缘竞争的一部分。

四、 技术右翼的影响及限度

深入探讨了技术右翼对特朗普2.0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显著影响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技术右翼推动了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采取一系列与拜登时期不同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放松监管、加速创新、增加算力基建与能源支持、推动技术产业化与军事化应用以及技术国际扩张和对华竞争等方面。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政策调整，放松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加速了创新进程，简化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审批流程，推动了数据中心的建设，并加强了能源政策的支持。同时，政府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应用，以及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技术竞争。

然而，技术右翼的影响力并非没有限制。其内部存在不同派系的分歧，这些分歧在移民政策、关税和贸易政策、AI管制与就业影响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技术右翼的理念和行为也受到了来自伦理反思与社会阻力的批评，特别是在反民主倾向、忽略技术伦理责任以及个人偏见影响公共政策等方面。技术和经济规律的客观限制，以及国际竞争的现实约束，也对技术右翼的政策构想形成了制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限制了技术右翼政策议程的全面实施和实际效果，影响了美国在全球技术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和数字时代秩序的构建。

五、 结语

总结了技术右翼对特朗普2.0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多方面影响，包括推动政策从监管向去监管化转变、从多边合作向单边主义倾斜等，同时指出其带来的伦理风险、社会分化以及实施受限等问题，强调了技术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对美国及国际秩序的重大影响，并针对中国提出应对策略，涵盖技术自主、安全伦理体系建设以及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