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韩国在尹锡悦上台后,受中美竞争影响,追随美国降低对华依赖,将关键矿产作为经济安全“去风险化”核心环节的背景。阐述了韩国关键矿产保障战略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借鉴日本模式并利用国际制度节省成本的情况。同时指出传统经济安全研究视角的转变,强调企业参与对产业链安全战略效果的重要性,并介绍了相关研究范式,提出本文将从国家战略与企业参与两个层面考察韩国关键矿产保障战略的成效与局限。
阐述了韩国关键矿产保障战略出台的背景。韩国自然资源匮乏,关键矿产对华进口依赖度高,尹锡悦上台后推行“亲美反华”路线,追随美国“印太战略”,试图在关键矿产领域实现对华脱钩。韩国电池与电动车行业是经济支柱,供应链依赖中国进口的关键矿产加工产品,其在矿石供应和矿产加工环节存在弱点。中国虽非最大储藏与开采国,但凭借优势垄断了中游加工环节,韩国对华依赖体现在产能上,2023年其关键矿产相关产品大量进口自中国,导致对华贸易出现赤字。
韩国政府在尹锡悦政府推动下,2023年后完成关键矿产战略的国内立法与政策制定,选定33种关键矿产,重点管理10种战略关键矿产,建立预警系统。2024年通过《国家资源安全特别法》,推动资源安全。政府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完善政企合作模式,成立KOMIR,探索新合作模式,如与LG新能源等成立合资企业。2025年成立关键矿产投资委员会,设立供应链稳定基金,推动政企合作与海外投资。在资源外交方面,韩国加强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双边合作,签署多项协议,特别是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基于互补关系,韩国从澳大利亚获取锂原材料供应。韩国还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成立“MSP金融网络”,为私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讨论了韩国企业在关键矿产布局方面的市场导向与海外投资情况。首先指出矿产资源项目因高投入、高风险以及资源国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对私营企业投资形成障碍。尽管韩国政府鼓励企业海外投资,但企业仍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综合考虑市场准入、利润、成本和风险等因素。接着分析了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韩国关键矿产产业链的影响,韩国电池企业为满足法案要求,调整经营战略,减少从中国进口关键矿产加工品,同时在美国市场扩大投资,重组中国业务。最后阐述了韩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的扩大,以韩国与澳大利亚产业合作为例,说明韩国企业基于价格优势、符合美国法案规定等因素,与澳大利亚在锂矿石供应等方面开展合作,提升矿产资源获取能力,配合韩国政府的关键矿产安全战略。
自2023年韩国实施关键矿产保障战略以来,其成效与局限并存。成效方面,韩国通过增加从澳大利亚、智利和阿根廷等国的矿石进口,实现了关键矿产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其中澳大利亚成为韩国最大的锂矿石供应国。在中游加工环节,韩国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转而从澳大利亚、智利等国进口,并在本土建设加工生产线,提升了国内加工产能。以POSCO为例,其在韩国建立了氢氧化锂工厂和镍钴锰前驱体工厂,实现了原材料供应、中间加工半成品和正极材料的自给化生产体系,降低了对中国的进口依赖。
然而,韩国的关键矿产战略也存在局限。尽管在锂、镍、钴等矿产的上游和中游环节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石墨和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全产业链上,韩国仍难以摆脱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中国的石墨和稀土在资源储量、开采量和加工产能上占据主导地位,韩国的进口依赖度持续上升。此外,韩国的产业经济发展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其关键矿产战略受到美国政策变动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调整,特别是《大而美法案》的实施,取消了电动车补贴,影响了韩国企业在美投资和供应链调整,削弱了韩国对华“去风险化”战略的可行性。
总结了韩国关键矿产保障战略的“去风险化”及其效果。2026年初韩国总统李在明访华,中韩经贸合作重回正轨。在科技实力增长背景下,中韩在半导体、电动车等高科技领域竞争与合作并存,关键矿产供应链成为重要议题。韩国自尹锡悦政府起实施“去风险化”战略,减少对华进口依赖,与美日战略有差异,更主动且关注锂、镍、钴等矿产。韩国采取“政府主导—企业驱动”模式,推进政策立法、政企合作,企业加速海外投资与国内建设。2023年后韩国对华关键矿产进口依赖下降,但长期看难以根本扭转对华依赖,“去风险化”目标难实质性成效。韩国政策受美韩关系及美国政策影响,李在明访华期间韩国工商界积极寻求深化对华合作,未来韩国关键矿产政策将回归务实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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