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海洋港口成为全球供应链博弈焦点的现象，指出2025年3月G7声明及贝莱德财团收购长江和记港口资产等事件标志着港口正从公共基础设施演化为关键战略资产。研究认为美西方国家通过战略资产识别与叙事、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权力投射与资本控制、战略资产升级与辐射等阶段生成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旨在对冲中国海外投资。作者提出中国应警惕西方战略资产叙事，保护海外利益，并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维护供应链稳定。

二、 海洋港口的内在属性及其战略资产特征

研究了海洋港口的内在属性及其作为战略资产的特征。海洋港口具备交通、经济与权力三大属性，其中权力属性在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价值显著提升。学界对港口权力属性的认知经历了从工具论、功能论到载体论的演进，美西方国家据此将海洋港口视为"地缘政治资产"。战略资产是指特定国际环境下国家用以获取竞争优势、对对手形成结构性约束的资源与能力，其生成受国际环境特征与国家企业战略双重影响，需满足"有价值""稀有""不可模仿""不可替代"四项标准。海洋港口作为战略资产，其价值体现在保障能源商品流动、控制物流信息技术；稀有性源于美西方通过产权控制、安全审查等手段人为塑造稀缺；不可模仿性来自长期积累的建设运营经验与排他性盟友合作；不可替代性则取决于优越区位条件对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影响。

三、 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及其生成机制

在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将海洋港口构建为战略资产的过程及其生成机制。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包含相关行为体围绕港口形成的话语叙事、政策互动与制度安排，通过提升港口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实现遏制竞争对手、投射海外权力的目标。

该逻辑的具体表现包括：第一，海洋港口成为美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当面临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时，威胁认知驱动其将控制关键港口纳入国家安全与地缘战略；第二，海洋港口成为遏制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美西方国家掌握关键港口后可能在外资审查、规则准入等方面对竞争对手加以限制；第三，美西方国家与跨国企业共同参与港口竞争，国家战略关切与企业市场利益趋向重合，二者合作搭建壁垒，塑造港口的"不可模仿"与"不可替代"特征；第四，港口权力属性对交通、经济属性的异化，表现为政策模糊化和交通、经济属性服务于权力属性。

该逻辑的生成机制分为四个阶段：战略资产识别与叙事阶段，美西方国家通过话语叙事将港口确定为战略资产，跨国企业通过游说引导国家；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阶段，国家出台政策指导企业行为，跨国企业利用政策激励投身港口竞逐；权力投射与资本控制阶段，美西方国家利用跨国企业对港口的实际控制权进行权力投射，制定排他性运营规则；战略资产升级与辐射阶段，美西方国家进一步提升关键港口的战略价值，跨国企业推动港口资产的国际扩张，遏制竞争对手获取关键港口。

四、 海洋港口战略资产逻辑生成的案例分析

通过日本参与开发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案与贝莱德拟收购长江和记港口资产案，系统展示了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构建海洋港口战略资产逻辑的具体机制与阶段性特征。在日本案例中，该逻辑经历了完整的四阶段演进：日本政府早期识别西哈努克港的"有价值"与"稀缺"特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引导企业投资；发布《海洋基本计划》等战略文件并借助JICA提供金融便利，实现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以军舰停靠扩大军事存在，配合多家企业进驻形成资本控制，塑造"不可模仿"特征；最终通过持续投资援助推动港口升级，强化其区域"不可替代"地位。在美国案例中，特朗普政府以安全化叙事识别巴拿马运河港口的战略价值，贝莱德集团相应调整企业战略；行政命令与关税政策嵌套提升港口战略价值，政府游说与政策支持促成交易推进；美军基地部署计划与总统表态显示该案例正向权力投射阶段过渡。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逻辑的负面影响：弱化海洋港口公共产品属性、破坏全球供应链稳定；对华展开博弈，遏制中国港口及海运业发展；迫使全球南方国家"选边站队"，削弱其发展自主性。同时指出美西方国家在实践中面临财政、政治与盟伴体系压力，跨国企业因多国嵌入而难以完全迎合地缘政治战略，长期来看该逻辑将严重削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全球化开放合作。

五、 结论

指出地缘政治回归使海洋港口成为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战略资产，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通过识别叙事、政策对接、权力投射与资本控制等阶段生成这一逻辑，对国际社会及全球南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应加强港口公共产品叙事、深化与全球南方港口合作，并将跨国企业纳入区域国别学研究以应对风险。